策展人崔灿灿生于 1987 年，最近他下决心减肥，从网上买了个健身毯，放在北京草场地 241 号的工作室里，打算没事儿的时候就练练。
他把家搬到草场地已经一年多了，这里是崔各庄乡一片规划好的工作室区，位于五环与六环之间。小区里共 17 栋建筑，住着左小祖咒、王庆松等各路艺术家，房子有着深灰色的统一砖墙，从正门走进去，每幢楼都被木栅栏围了起来，崔灿灿就在其中的一个院内办公。
我们和他聊了聊最近《六环比五环多一环》展览的事。这个展目前正在北京花家地的单向空间展出，关注的是五六环间人的生存状态，引起了挺大的关注。作为策展人和活动发起者的朋友，崔灿灿挺忙的——他一方面应对着来自各路媒体的采访，另一方面还兜着圈子否定着媒体。
具体来说是这样的：崔灿灿和他的朋友李一凡、葛非、葛磊、满宇是居住在五六环间的“艺术家”。平日里大多时候，他们都在工作室里工作，虽然和当地人共享着一个空间，却和村民们接触不多。北京五六环间人们的生存状态和“环内”生活的巨大差异，成为他们想表达的一个主题。
比如每天清晨，在草场地五六环间的公交车站前，早早就站满了等待公车进城工作的人，他们从自己租来的房子里陆陆续续走出来，早起乘车易困，进城的公交上出奇的安静和沉默。下了公交，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，辗转三四个小时到达城内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五环之外，六环之内。环外的生活不为环内人所熟知。这里藏匿着别墅、私人会所、涉外学校和城里人的第二三套房产，也居住着一千多万村民、打工者、暂住者。这里是流浪狗帮派斗争的地盘，也是许多打拼者在北京的第一个家。他们以这里为起点，和环内发生着各种关系，每日陷入巨大的奋斗之中。
李一凡、葛非、葛磊和满宇被环内外的这种反差影响到了。一方面他们想用“艺术”的方式记录这个环间群体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希望这个项目别太艺术。
由于气味相投，几年前葛非、葛磊和满宇成立了一个叫作“二楼出版机构”的松散组织，虽叫这个名字，但它谈不上是一个出版机构，也没有注册公司，是一个用来做事儿的小团体。
他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小项目，比如在美术馆搞《乡村洗剪吹—— 2014 跨年趴》晚会，组织村民跳广场舞、甩头舞、相声杂技。总之大部分是和边缘文化相关的事情。此次的调查之初，“二楼”受到了“工友之家”的启发，也想以艺术的方式介入到五六环间普通人的生活中去，但讨论了近一年时间，他们还是采取了开放调查的方式——用葛非的话说，“我们想的太多了，村子根本不需要艺术。”
二楼出版机构
2014 年 9 月项目启动了。他们制定了一些松散的规则：对调查感兴趣的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、可以自由选择一个村庄，调查主题也由他们自己定——总之看起来，一切都挺松散。唯一的要求是驻村时间不少于 10 天，且调查期间每隔一小时就要发一次朋友圈。项目的资金挺拮据，一开始加入的是他们身边的艺术家朋友，后来这个项目共吸引到了40位参与者，其中有画家、艺术家、建筑师，不少是学生。
这次调查涉及到了五六环间的大部分地区，只有两个区域没有涉及到，一个是北京正西边，因为石景山区已经被社区化，村子的概念已经泯灭；东南是亦庄开发区，没有艺术家介入对这个区域的调查。
这 40 人的调查方式各异，聚合起来的 40 个碎片没什么内在的逻辑，但作为一个制造公共舆论的事件，它效果还不错。
展览现场图片
展览现场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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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= 好奇心日报
Q：给大家介绍下项目的背景吧。
葛非：光是在草场地村，就有一片区域叫“小香港”，小香港是村民的生活区，就是今天你走过来的这条路。而这个办公地点，它很高大上的，但却和外部世界没什么关联。
其实五环和六环之间，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地带，它有会所、有别墅，也有环境问题、卫生问题，有很多复杂和冲突，但对于环外的人来说，他们对这个区域没有了解。
我们之前讨论过不少形式，包括邀请艺术家来工作什么的，但对村民来说，生存权利才是他们的第一权利，他们需要一些互助，村子根本不需要艺术的。后来采取了调查的方式。
崔灿灿：全世界中产阶级以上的人，他们的生活趣味都是一致的，没什么可更多的谈论的。
其实五六环间的状况，是中国的一个缩影：北京的五六环间，大城市的城中村、上海重庆的棚户区、广东富士康的厂区，这些都是由外地移民构成的地方，这是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。
Q：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吗？
葛非：没什么特别难的，参与者没法从这个项目里得到什么直接利益，他们对这个项目感兴趣，就过来参加吧。我们没拒绝任何人。总会自然聚集起一些有共同爱好的人。至于资金方面，我们能力有限，超出我们能力的就调整。
葛磊：有一些艺术家是带着调查方案来的，但大部分没有什么调查方案。他们选定了一个村子，至于调查哪个主题，更多的是靠他们第一下的身体反应。没那么多的条条框框。
Q：这个展为什么会放在单向空间？
崔灿灿：和单向街的合作挺顺利的，因为他们在北京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书店。我们和他们挺熟，单向空间和这个展的匹配程度也比较高。
葛磊：另外一个考虑是，我们不太想在画廊、美术馆做这个事，虽然我们算是所谓“艺术圈”的，但不想再把这件事情放回艺术圈。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普通老百姓的事情，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知道，单向街的人流量要大一些。如果在 798 做展，关注者还是固定那批人。
Q:迄今为止，你个人做过的最大的一个决定是什么？
崔灿灿：我挺想自由一点儿。一旦“自由”进入到你身体里的时候，就会对很多事充满各种幻想，我想自由地度过这一生 。哈哈哈哈哈！（我是在写报告吗。）
小时候也是每天画画，也想把画画好。但后来觉得这个事情挺无聊的，一个事情做一千遍，它肯定是个邪教，像是八个样板戏，天天让你看，看吐了。
我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好奇心，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、这个世界的故事。那时候就想换个生活方式，在换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同的人，你曾经崇拜的伟人们不停地在你的名单里被一一划掉。
Q：如果没有 XXX，就没有你今天的工作、状态了，你会怎么说？可以是人，可以是想法，性格，任何东西。
崔灿灿：如果没有“如果”这件事，生活一定很美好。
Q：你所有能力中，最强的能力是什么？
崔灿灿：对“能力”这件事没概念。可能我最大的能力是清晰地意识到了“我不认为我拥有过什么”。就像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也是租来的，房东说哪天收就收了，这些家具如果放到二手市场，也就值那么多钱。中国古人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觉得自己一直光着脚，没有什么名誉是可扫地的、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被坚守的。
我喜欢美国六十年代的行为艺术家的一个作品，他雇一个人杀自己。这个杀手每天找他、每天找他，这位艺术家的脑袋后面有把枪，他随时可能被放倒。现在我随时可以结束一件事，也可以随时开始一件事。
Q:为什么艺术圈是个烂圈子？
葛磊：艺术家是生意人嘛，没有真正做艺术的，都是做生意。以前我们几个都是画画的，但有好多事情只通过画画表达不了。就像我们想做的这个项目，如果只是把人的状态画出来、挂在那里，有个屁用啊。
葛非：虽说艺术是个“圈”，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。很多人努力地画画、参加博览会，他们也挺勤奋的，也挺好的。都是在努力生活。只不过生活的重点不一样，价值观不一样，都是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。我们的生活重点也是把生活过好了。
崔灿灿：本质上不存在“艺术圈”这个概念，因为大家干的事也不一样。其实从本质上说，在这个圈子里大家的价值观都一样，你看到的是一群脸上写着同样的故事、同样需求的人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无聊的。实际上人们也不是为了搞艺术，但就像葛非说的，可能也是为了过好这一生吧。
我现在的基本状态就是，无聊的时候就做个展览，做展览无聊了，再无聊一会儿，然后再做个展览。一年大概能做十几个展，说明我无聊的频率比较高。形象一点儿来说，你看到美国垮掉的一代人、英国的嬉皮士、法国的五月运动……五月运动有句话是“三十岁以上的人的话不能听的”，那种陈旧的历史经验、那种同质化的逻辑和想法，我觉得挺无聊的。还是希望自己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但这种选择又不是一种腔调。
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搞艺术。你只是想做这个事儿，想做的想法特别迫切，你迫切地有这种需求，这种需求包含喜欢、欲望，于是你就做了。做完了。满足了此时此地自己的需求，这是个人层面的事情。同时你会想，能不能顺便给别人带来一点改变呢。
Q：怎么看待那些长期居住在海外的艺术家，或者曾经很多光芒的艺术家？
崔灿灿：人还活着，人待着还很好，如果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爱，依然有自己的恨，依旧保持着对世界好奇心的能力，我觉得就很好。就像王小波说的，“当你活着的时候，你还在追求智慧的路上”，这就很好。
Q：《好奇心日报》有很多年轻的读者，他们对策划展览的过程很好奇。
崔灿灿：举个例子，任何事情你都要在脑海里有个念头，比如“我想做一个和食物有关的展览”，念头产生后，得选择一个范围，是做中餐、西餐，还是土特产？范围选好后，我是谈它的用料呢，还是火候，还是卖相？得选中其中的一个点。然后要去找一个空间，这时候你要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在这个空间里把事做好。有了能力后，你在什么时候做、怎么在空间里做？当展览出来后，开始面对媒体层面的事情，要传达出自己的意思。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展览。
Q:北京有还不错的新空间吗？
崔灿灿：我家，如果你想来这里办展的话。我推荐一切还未成为空间、可能成为空间的地方。
Q:说说你们最近的困扰吧。
崔灿灿：运动究竟能不能减肥。
葛磊：最近有艺术圈的人跳出来说，《六环比五环多一环》这个项目不是艺术；社会学的人说，它不是一个社会调查。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被这件事困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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